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是被广泛认为是自从萧伯纳(1856－1950)之后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被认为是全世界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戏剧大师之一。在其近50 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多部戏剧，若干诗歌、小说、电影剧本和政论文章。本·琼生曾经这样评价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品特不仅属于英国，他同样属于全人类。［1］5 品特的戏剧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57－1960，威胁喜剧代表作品:《房间》(The Room，1957)《生日晚会》(The Birthday Party，1958)《送菜升降机》(The Dumb Waiter，1959)《看门人》(The Caretaker，1960)。第二个时期1960－1967，家庭戏剧。第三个时期1968－1981，记忆的戏剧。第四个时期1984－2000，政治戏剧。［1］2

从2005 年以来，国内语言学界出现了品特研究热。至2013 年为止，对品特戏剧的研究涉及女性主义、［2－3］存在主义视角、［4］思想特点、［5］博弈话语研究、［6］疾病研究、［7－8］色彩研究、［9］语用文体学研究、［7］品特式戏剧语言研究、［10－11］伦理学研究、［12］关联研究［13］等多个层面，但是对剧作的概念隐喻及其翻译的专门研究却几乎被学者忽视了。笔者认为，隐喻是品特戏剧中表达含义最重要的手段，所以对品特戏剧的研究应该从词汇层面转移到认知层面，本文拟通过品特在其早期作品即威胁喜剧中广泛使用的情感概念隐喻的汉译进行认知探索。

一 概念隐喻——首要的话语模式

英国著名汉学家库伯指出，庄子的核心思想就在于认为:除非是在某种认为创设的智力辩论情境中，否则语词是没有一种固定意义的。庄子令人信服地宣称:隐喻是一种“正常的”或“首要的”话语模式。［14］序言对于隐喻的首要性，最著名的一段话出自尼采，他认为真理是一支由隐喻、转喻等组成的机动部队，它们经过长期的使用，对人们来说似乎成为固定、规范并且有约束力的。隐喻被过多地使用，丧失了那种感受性的力量;硬币的表面被磨损，从而不再被认为是硬币，而只是一块金属。［14］205

自从1980 年Lakoff 和Johnson 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问世以来，认知语言学取得了新的发展。近年来，概念隐喻的语言形式和意义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课题。目前，英语概念隐喻的语言形式与意义的研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隐喻作为一种认知域思维方式，其发现过程是人类认识逐渐深入的必然结果。20 世纪80 年以来，认知语言学给隐喻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潮。尤其是Lakoff 和Johnson 等为代表的概念隐喻明确提出，隐喻是人类思维与语言运行的基本方式，这一论断把隐喻从灰姑娘提升到了王子的地位。［15］他们指出，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词汇问题，还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隐喻是人们部分地理解完全不能理解的事物(包括我们的情感、美学表达、道德实践、精神意识)的重要工具。它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它把一个概念域(源域)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自然语言的隐喻特性使得单纯按照语言本义解释意义是不可能的，它也不能对隐喻作出解释。这类例子包括“Argument is war”“Time flies”“Theories are buildings”等。就本义来说，争论与战争、时间与飞行、理论与建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正是隐喻才使得哲学成为一个理论体系，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这句话强调了隐喻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具有现实性。王寅认为，在经历了毕因论、认识论、语言论三次转向后，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哲学的第四转向。［16］王寅指出，只有人类进入后现代哲学时代，抛弃了形而上学的桎梏，当人本观作为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基础，才催发了CL(认知语言学)的登场亮相，使之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对象，上演了学术界“灰姑娘”的故事。只有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下，才能很好地理解CL 和隐喻机制。［16］用概念隐喻理论研究文学文本属于认知诗学的范畴。胡壮麟认为，判断某种语言表达是不是隐喻，有如下几个理论可供参考:张力理论(The Tension Theory)、冲突理论(The Conversion Theory)、变异理论(The Deviance Theory)、语义变则理论(The Semantic Anomaly Theory)。［17］

二 以体验为基础的概念隐喻翻译

经验论、唯理论、解释派哲学指导下的翻译观分别关注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维度，但这三个理论似乎都有些以偏概全之嫌疑。而Lakoff 和Johnson 所提倡的体验哲学是颇为全面的翻译思想。“体验哲学”强调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基于直接的身体经验，即对自身的体验以及对外部物理环境的感知。隐喻的两个重要组成即两个认知域是凭借经验基础才维系在一起的，脱离了经验基础，隐喻就无法表征。［18］19－20 因此，隐喻作为重要的认知手段根植于身体体验。这种身体体验是我们的身体(包括情感)、我们与环境的互动、人际互动(关系)为基础的。王寅认为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应该是这样的:翻译是以现实世界的体验为基础的，结合了认知主体参与下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译者能够透彻地理解源语的意义，尽量在目标语的映射中进行转述，译者应该尽力在目标语中勾勒出原文作者试图描写的现实与认知世界，试图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大体相当的阅读感受。［19］翻译学在21 世纪随着认知语言学逐步成为主流学派的潮流下，对该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新的边缘学科“认知翻译研究”，其中的隐喻研究有望从认知角度对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20］Martin 指出，概念隐喻对于翻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1］171因为在跨语言翻译时，源语中的隐喻机制必须处理。笔者认为，译者在翻译时，必须研究目标语与源语两种语言中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是否完全对应，才能更好地译出概念隐喻。比如，英国是岛屿民族，表示忠诚可以说“He eats no fish”，本隐喻采用了丰富映射，即以具体事物“他不吃鱼”映射抽象概念“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但是汉语中没有这样对应的隐喻映射系统，如果直接翻译成“他不吃鱼”，将贻笑大方了，若要恰当翻译这一隐喻，只能考虑去除源语隐喻的翻译方式来处理。

文章来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网址: http://www.zhjbkzzz.cn/qikandaodu/2021/0627/1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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