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不仅是语言表达形式，而且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性思维构建了从本体到喻体的桥梁，拓展了科学表达的意义空间。但是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医学研究中，如果研究者将病毒和细菌隐喻为敌人的话，那么当人的身体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人们本能的办法就是“防守”和“反击”。当研究者的思维被禁锢在“抵制”、“消灭”或“摧毁”这些方面时，就极有可能会忽略其它可能的解决方案，影响到医学思维的扩展。

此外，如Hodgkin（1985）指出的那样，“医疗即战争”隐喻无视医患双方的感受和反思，并会带来这样一些并非完全合乎病人利益的负面暗示：采取行动是美德；病人是消极被动的；在医疗战争中主角是医生和疾病，病人不是真正的焦点；技术是武器，因而越多越好。病人只是医生与疾病战斗时的“临床物资”，而医生对抗疾病的不恰当侵略性态度所产生的成本则要由病人来承担。

承载过多战争想象和暴力色彩的医疗话语是一种非理性思维，也是一种简单化的思考方式。战争思维强调结果的胜或者败，排斥妥协或其它中间结局，而医疗的结果却不仅仅是胜或者败，更多时候医患都需要接受疾病与患者的长期共存，或者其它预期之外的结局。过于追求战胜的结果，经常导致医患双方，特别是患者方面，不能理性接受医疗失败（即使是病情转为长期慢性也往往被视为失败）的结局，从而为医患纠纷埋下隐因。Warren（1991）认为，一旦陷入“与敌斗争”的思维困局中，则医生有时候会把拒绝治疗的患者视作“叛徒”，反之，患者则会把受命离开他们的医生视作敌人，或者把治疗失败的医生视作叛徒。战争思维对于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会形成障碍。

4.3 不应存在的医患战争

作为医疗行为中的两大主体，医生和患者之间本应相互信任，密切配合以应对疾病，但在当前中国，医患关系出现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统计显示，中国每年遭殴打的医务人员超过一万人，也是全世界医生遭杀害最多的国家①搜狐健康频道，

欠佳、社会和患者（及家属）的整体浮躁情绪等，但剑拔弩张的战争话语和思维在医患关系中起到的作用还是值得反思。医疗话语中的战争和对抗思维，很容易让医患双方忘记彼此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而因为一点点不满或摩擦把对方视为敌人，并把真正的敌人--疾病--忘在脑后。医患双方如果失去相互信任和配合，则医生的专业技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病人的信心也难以建立，医患双方彼此戒备，这不仅无助于疾病的治疗，而且会造成医疗和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当然，医患关系的紧张，其实只是整体社会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而已，只是由于医疗行业救死扶伤的特殊性，才得到更多的凸显。医患战争的消除，更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整体社会氛围的改良，但是从话语模式上注意审慎选择，避免对医患事件进行战争想象，避免对冲突事件的夸张渲染，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4.4 新的话语模式：摒弃战争隐喻是否可能

作为一种有效的认知手段和修辞策略，战争隐喻成为一种便利的医疗话语模式。在一定范围内，这种话语模式能起到很好的认知和修辞作用，但是其弊端也如上文所示般显而易见。再者，一种新鲜的隐喻，在经过长期反复使用后就会变成死隐喻，失去其认知张力，更糟糕的是，这种隐喻会演变为一种潜意识，在现实中指引人们的行为模式，在战争与医疗特质不匹配的情况下放大该话语模式的弊端。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摒弃战争隐喻，或者寻找一种新的话语手段来替代战争隐喻。Warren（1991）建议使用照料模式（the caring model）替代战争隐喻。在这一模式中，医务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照料病人的健康，人们不再关注对立和输赢；而当治愈不可能时，治疗则是另一阶段的照料，而不是输掉战争，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健康而不是疾病。这一话语模式或者其它话语模式是否可行，医疗话语的所有参与者不妨一起实验。

5.结语

Coates and Wade（2007）认为话语建构现实，标记思维的局限，构成并拘禁主体，并最终驱动个体行为。Lakoff（1991）也指出，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期间曾运用一系列战争隐喻来混淆事实，以此为其发动海湾战争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所以Lakoff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便说“Metaphors can kill”（隐喻可以杀戮）。在战争领域，我们用非战争的隐喻语言去掩饰血腥场面；而在其它领域，我们却用战争隐喻来突显其残酷、紧张、斗争和对抗的特质，但这么做的同时也往往会压制这些领域的其它特征，从而阻碍人们正确认识事物本质。因而我们认为，在医学话语中，人们需要注意审慎使用战争隐喻，谨防其影响我们正确认识医疗的本质和应对策略。

文章来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网址: http://www.zhjbkzzz.cn/qikandaodu/2021/0627/11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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