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游离于文本之外，又始终存于文本之中的“我”，即“习惯于隐身的杨绛，在《老王》一文中，也穿上了隐身衣，让别人看不见她。”②杨绛不仅在情感上善于“隐身”，在对待老王的关系处理上也善于“隐身”，让读者觉得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她与底层民众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隔阂与距离，这种距离透射出双方关于情感付出的认同差异和价值趋向。文中“送冰”“送钱先生看病”以及“送香油和鸡蛋”三件小事中，杨先生一直坚持用金钱来处理与老王的关系。老王的真诚与善良，在杨绛先生心里无法得到对等的情感认同，不仅如此，文中杨绛的用词也可看出，在苦难年代里，知识分子其实逐渐放弃了自我认同，开始以“货”来戏称，尊严丧失与斯文扫地，足够让知识分子面临“穷途末路”时，开始抛弃人性真善美的信仰与追求，转向以金钱标准衡量一切价值的世俗观念。另外，“我害怕得糊涂了”，这是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将死之人面前的最后消解，显然，知识分子群体在家国失序的非常态环境下精神世界逐显“病入膏肓”之态，这正是作者多年后愧怍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对“善良的漠视与侮辱”实质上是他们精神世界一次“病态的慌乱”和集体出现的“良知衰微与规避”。

总之，杨绛在文中关于生理、心理和精神三重病相的书写，我认为是她对苦难年代里伦理道德、光辉人性与民族心理颓丧的声诉、批判与反思，作为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她人性的自我醒觉与寻真。

二、疾病隐喻：“冷漠”“扭曲”与“失序”

“疾病一旦与文学挂钩，它便不再是疾病本身，隐喻的思维方式赋予了它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③。文学作品中，无论身体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病相，我想它都是被掩蔽的某些社会现象的潜在映射，整个民族在时代变迁的语境下，文本中“非常态”的各种病相自然会与失序的道德伦理与民族国家互相指涉，联结成为一种彼此隐喻的结构模式。于此，疾病就不再是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病”成为整个社会乃至民族精神状态的复杂隐喻，其社会内涵与意义空间被重新拓展与建构。

杨绛《老王》中阐释的三种病相，其具有独特的、多样的隐喻意义，主要涉及社会现实、民族心理、与家国命运三个方面。

其一是社会现实隐喻。文本的核心人物老王，在杨绛笔下是“苦”和“善”的结合体。其“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身体疾患和身世可怜这都是次要的，主要原因在于老王极度缺乏的社会关怀和情感互动。作为“单干户”，他是游离在车行组织之外的，得不到组织的保护和关照，职业上难以获得该有的幸福感，职业自尊时常受到欺侮，普通“乘客”背后的恶语令他心寒无望；作为拉车人，老王以为与“我”长时间的接触、交往，熟悉之后关系自然变得亲近，可惜这仅是他的“误判”，其实老王在“我”心中仍止于“只是闲聊”的关系，一边的理解是亲近的熟客关系，一边的理解是普通的雇佣关系，双方交际关系的认同差异，直接造成交往过程中情感互动的丧失，老王以善对我，我却以钱待之。临近生命最后的一次苍白解释“我不是要钱”，仍然被我无端误解，可想此时老王的心灰意冷和绝望肆起。当个体情感世界无法得到对等的回应时，外界世界对其情感的封闭，无疑逼迫着他走上生活的绝路！其实，文中老王的“苦”被作者刻意放大，“吃了什么药，总不见好”的病相，隐喻老王的精神疾苦是医术和药物难以“疗救”的，它需要整个社会力量的关注和介入。杨绛想通过这样的人物命运的书写，唤醒全社会的注意，往往社会现实的冰冷、残酷、无情与麻木会把一批批“老王”推进生命的深渊，这不仅是社会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更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沉重叩问，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莫大讽刺。

其二是民族心理隐喻。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的、持久的性格、情感以及行为习惯等心理特质的总和，民族心理对于维系和稳固民族内部关系具有内聚性和共识性。而“文革”时期，恰是整个民族心理濒临扭曲和颓变的时代，深受几千年儒家文化浸润与滋养的民族心理的优秀特质在历史灾难的漩涡中也难以散发本有的光辉，甚至有些发生了歪曲、退变和消逝。如《老王》中的普通乘客，病态的观人视角和扭曲的心理揣测，他们眼中“老王”这副模样的群体皆是该有“恶病”的，语言的暴力在心理阴暗面前永远无法超越后者给人带来的精神损伤。还有车行组织对老王的抛弃，迫使他始终有种“失群落伍的惶恐”，社会组织对他的心理排斥，造成老王职业上找不到安全感和归属感，致使他产生“无家”的念头，这里实际上是杨绛先生关于社会制度的深度思考，它不仅涉及人性美丑与善恶，还关系到道德良知的消退与沦丧。另外，“我”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也变得“害怕得糊涂了”，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尊严殆尽，无法重新找回自我认同，便幽默地以“货”来打趣自己，逐渐接受病态的社会现象，对待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人性良知的失序、沦陷与退变选择沉默、容忍并顺应。文中的“我”对待老王的真诚和善良，采取“距离化”的处理方式，原以为是一种保护，实则是一种隐形的伤害。“我”心理意识上对情感互动的故意躲让与规避，彻底暴露了知识分子群体在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彷徨与苦闷。殊不知，“我”刻意的人性压抑，也是致使老王之死的因素之一。老王的死，对杨绛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死饱含双重意蕴；一是意味着一位与命运抗争、垂死挣扎在底层生活的劳动者的完全失败与毁灭；二是代表着“疯狂年代”里最光辉、最珍贵、最稀缺的人性特质的退避和消逝，这是杨绛以老王之死向社会控诉、向时代呐喊的有力发声。

文章来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网址: http://www.zhjbkzzz.cn/qikandaodu/2021/0223/5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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