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新疾病定名需考虑相近疾病

新疾病定名应把相近疾病考虑进来，既要能够体现联系，也要利于避免混淆。同属一个范畴的疾病应能在名称上体现，例如伤寒和副伤寒，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性痢疾，甲型流感、乙型流感和丙型流感等，“非典”和“新冠”在这一点上体现得不明显，SARS和NCP/COVID-19更是很难通过名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要避免相近疾病因命名而易于混淆的情况，普通感冒(the common “cold”)和流行性感冒(influenza)就是一组反例，“感冒”二字常被用作两者的简称，也正是由于共有“感冒”这一中心词，这两种危险程度大相径庭的疾病常被混为一谈，成为威胁着国人的健康隐患[11]。

3. 新疾病定名需考虑受众认知

新疾病定名应把受众的认知负担考虑进来，做到能看懂、易传播。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的命名“2019-nCoV”对我国民众而言是难看懂、难记忆的。首先，“2019-nCov”和SARS不同，后者是一则可作为单词拼读的首字母缩写(acronym)，前者则不然，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词拼读。其次，-nCov部分符号和大小写字母交织，不知其全称的民众很难读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虽然不难读懂，但因过长而不易传播。“新冠”则较好地避免了上述两点问题，便于受众理解，也利于大众媒介传播，这对疾病防控具有积极的意义。

4. 新疾病定名需考虑社会反响

疾病命名是话语过程，不可忽略其社会维度，任何疾病的定名都会产生社会影响。新疾病定名应避免不同层面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尤其要避免用地方、国家的名称给疾病冠名。国内层面，将“新冠肺炎”称作“武汉肺炎”是不可取的，正如首都医科大学吴浩教授在1月29日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是病毒，而不是武汉人。”国际层面，China/Wuhan virus/pneumonia等说法无疑会对中国和武汉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显然是不合适的，2月4日《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在其网络报道中也特别援引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的呼吁：The virus is the enemy, not the Chinese.(敌人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

除上述四个方面，如更换疾病的命名，还需考虑到不同疾病命名间的协调性。“非典”和“新冠”同属一个语义场，未来如考虑更换命名，则需将两者，甚至是该语义场内的其他疾病概念都考虑在内，而不是对某一疾病的名称进行单独的修改。这一点对该病的英语名称同样适用，如若使用疫情发生的年份标记2019年的“新冠”，那么是否需考虑将SARS和MERS分别更名为COVID-2003和COVID-2012？这样命名的利与弊则值得进一步讨论了。

[1] 吴义雄. 大变局下的文化相遇：晚清中西交流史论 [M]. 北京：中华书局，2018：11.

[2] 陈力卫. 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02.

[3] 张大庆. 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 [J]. 中华医史杂志，1994，24(1)：15-19.

[4] 张大庆. 中国近代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15—1927 [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18(105)：47-56，46.

[5] 叶其松. “新型冠状病毒”命名的术语学思考 [J]. 中国科技术语，2020，22(3)：13-17.

[6] 肖维青. SARS是不是非典 [J]. 中国科技翻译，2004，17(1)：8-9.

[7] 时本. “肺炎谣言”是更须防范的舆论病毒[EB/OL].(2020-01-03).

[8] 方翔.病毒岂能姓“武汉”！一份提案让新冠肺炎有了官方命名[EB/OL].(2020-02-09).

[9] 马爱平.高福院士：尚无证据表明出现“超级传播者”[EB/OL].(2020-01-23).

[10] 陈轶玉，于爱莲.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M]. 3版. 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152.

[11] 缪蓬. 疾病概念的跨语际传播——以Influenza的入华“旅行”为例 [J]. 中国科技翻译，2020，33(3)：19-22.

文章来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网址: http://www.zhjbkzzz.cn/qikandaodu/2021/0627/1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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