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的功能是帮助，而不是主导。比如，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家最期盼的是疫苗。疫苗是什么？疫苗实际上就是一种帮助病人恢复自然治愈力的物质，将疫苗注射到人体内，就是帮助人体产生更多对抗病毒的抗体。如果没有疫苗的帮助，人体的自然治愈力激发不出来。

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医学观念。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实际上讲的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体免疫力。中国古代讲“正气”，希波克拉底讲“自然治愈力”，两者异曲同工。

希波克拉底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不伤害原则，就是在医生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也不要给病人带来伤害。治疗过程中造成对病人的伤害，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为了某些不恰当的目的、错误地使用药物等等，这些都是不应该的。

希波克拉底的第三个重要的医学思想，就是注重疾病的发展趋向和结局。他把疾病的进程分成几个阶段，他认为，一个重要的时间段是7天。这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即古代医生观察到大多数疾病从未成熟期到成熟期的过程差不多是7天时间，这个过程被称为“消化”。“消化”以后，病情可能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是经过危机期，疾病好转或恶化；另一种可能会变成慢性病的状态。

希波克拉底的思想，后来由罗马时期的医生盖伦进一步完善。盖伦提出了一种体质病理学说。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学说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患某种疾病，而体质病理学说则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人更容易得某种疾病。前者是讨论一般性的问题，后者讨论了特殊性的问题，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对很多疾病做出解释，病人听后也觉得有道理。所以，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学说和盖伦后来发展的体质病理学说，在西方的医学史上占据了2000多年的统治地位。

『两种观点相辅相成』

18世纪，随着病理解剖学的兴起，证实了患者生前表现出来的病症与身体内某个器官的病变是有关联的。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身体内部的病变是从器官细化到组织、细胞。于是，疾病就不是希波克拉底讲的由于体液平衡紊乱而造成的，而是身体里的某个部位发生了病变，比如肝脏出现脓肿、肾脏出现肿瘤、心脏瓣膜有缺陷、肺有空洞等等，是由于器官本身的病变而引发的。于是，体液病理学说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本体论的疾病观念重又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疾病是由于某种物质的东西在发生作用。

另一种本体论的疾病观是细菌致病学说，即现在的病原微生物理论。病原微生物学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等建立起来的。他们观察到，很多疾病可能是来自外部的、肉眼看不见的某一种微小生物所致。巴斯德证明了细菌和感染传染病之间的关系。科赫发明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显微摄影方法，改进了培养基，使得细菌的培养、菌落的增长更容易观察。科赫还提出了判断某种细菌是不是某种致病微生物的规则，即科赫氏法则，现在基本上还在使用。

由于巴斯德和科赫等人的贡献，很多致病微生物陆续被发现。如鼠疫、霍乱、伤寒、破伤风、炭疽等一系列疾病，在当时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引起大量死亡。而随着病原微生物学的建立，这些疾病的致病微生物逐渐被我们所认识，也使这些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病原微生物学发展的同时，病理学深入细胞层面。德国医学家魏尔啸认为，细胞的病变是疾病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人们陆续了解到疾病与基因的缺失或突变有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基因疾病的问题。

简略回顾人类对于疾病认识的两种观点，一种是本体论的观点，一种是生理学的观点。本体论的观点认为，疾病是某种物质性的存在，或者某种物质作用于身体的变化，这种疾病的变化在身体、器官、组织、细胞或基因中都能够找到证据。生理学的观点则认为，疾病是由身体平衡的紊乱而导致，也可以认为是人体内分泌、神经免疫功能的紊乱所造成的。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对抗的，而是互补的。可能某一种解释适合于某一类疾病，另外一种解释适合于另外一类疾病。

『人类是否能够战胜疾病』

人们已经发现，很多疾病具有自限性和自愈性。例如，普通的感冒，不用吃任何药，通过休息和调整，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自愈。

当然，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若要得到满意的治疗：

文章来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网址: http://www.zhjbkzzz.cn/zonghexinwen/2021/0424/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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